陈欣:从美式“斩杀线”看中国社会的制度韧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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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欣(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上财浦发金融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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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上,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博主“斯奎奇大王”(被网友戏称为“牢A”),基于其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细腻观察,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且引发广泛共鸣的概念——“斩杀线”。

这个源于游戏术语的概念,被精准地移植到了社会经济领域。简而言之,“斩杀线”是指一个看似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或个人,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如失业、突发重疾、交通事故、诉讼等)时,其脆弱的财务状况瞬间崩塌,进而导致社会阶层跌落的临界点。

高固定成本与系统性清洗

在美国,由于房产税、高昂的医疗费用、刚性的交通成本、甚至伴随半生的学生贷款,以及高度金融化、信贷化的生活方式,美国中产阶级的固定支出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若没有充足的储蓄,一旦遭遇重大意外冲击,高昂的持有成本可能会迅速像黑洞一样耗尽家庭的流动资产。随后,不仅是信用破产,更可怕的是固定住所的丧失。一小部分曾经的中产阶级在失去房屋这一最后的庇护所后,迅速跌落为社会底层,流落街头。在随后的数年里,他们不仅难以翻身,反而可能在系统性的排斥中被彻底“斩杀”。

“斩杀线”的概念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甚至引发了《求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关注与评论。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热梗,更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社会学样本。反观西方,当中国的媒体开始关注美国贫困人群时,《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人》等老牌西方媒体往往习惯性地竖起防御姿态,将其归结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新叙事,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对立来消解问题的严肃性。

然而,他们难以否认现实存在的残酷数据: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已超过77万,毒品泛滥成灾,被福利和救助网络“漏下”的人群触目惊心。以世界银行“每日3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来衡量,在人均GDP高达8.6万美元的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竟约有400万人处于这一极端贫困状态,占总人口的1.25%。

不可否认,美国社会拥有成熟的慈善体系和救助机制,大多数中产阶级在遇到冲击后仍具有一定的“缓冲垫”。但是,“斩杀线”理论的提出,恰恰揭示了美国现有机制在极端情况下的失灵,以及基于资本主义的系统对于失败者的冷酷清洗。

高收入脆弱性与低收入韧性的悖论

“斩杀线”或许并非系统运行的漏洞,而是系统设置的特征。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美国概念——ALICE(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即“资产有限、收入受限、有工作”的群体。这些家庭的收入虽然高于联邦贫困线,看似脱贫,但其收入仅能勉强覆盖所在地的住房、育儿、食品、交通和医疗等基本生存开销。他们处于一种“财务紧平衡”状态,抗风险能力极弱。美国非营利组织United For ALICE发布的权威报告指出,2023年美国估计有42%的家庭生活在ALICE阈值以下。

更令人震惊的数据来自美联储。据其2025年5月出台的《美国家庭经济福祉报告》显示,在这个全球金融最发达的国家,约37%的成年人无法用现金、储蓄或信用卡(指能在下个账单期全额支付而不产生利息)来覆盖一笔仅为400美元的应急支出。在这其中,更有13%的成年人表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他们都完全无法支付这笔支出。

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从统计数据看,中国普通家庭的典型收入远低于美国家庭,2025年美国个人工资中位数约为63,000美元,而同期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36,231元人民币。但为什么我们极少看到中国家庭因为400美元(约合2800元人民币)的意外支出而陷入困境?在中国,大规模的“财务猝死”和因经济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现象,相较于美国要少得多。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文化差异:中国家庭相较于美国家庭更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有着深厚的储蓄文化,且更少进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但这只是表层原因。储蓄只能解释缓冲期长短,不能解释最终的结局。

更深层的解释在于:美国的“斩杀线”现象反映了其资本主义制度背后的价值观——效率至上,对于不再创造市场价值的社会竞争失败者,系统设计了一套残酷的末位淘汰机制。而对比起来,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具有兜底安全网的创新型社会。

农村零税收成本制度提供生存底线

中国社会的韧性,首先扎根于广袤的农村。

目前,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约为4.5亿人。2025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0,711元。单纯看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单薄。那么,为何如此低的收入水平,却难以触及那条可怕的“斩杀线”?

核心在于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差异。

在美国,土地私有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它伴随着巨大的持有成本——通常为房产评估值1%-3%的高昂房产税。一方面,大多数土地被少数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土地不是“最后保障”,而是一种“持续负债”。一旦欠税,不仅信用记录受损,地方政府甚至有权将房产强制拍卖以抵扣税款。

而在中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每一户农民都拥有长期的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2006年,中国彻底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农村没有房产税,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不仅免征增值税,其务农所得通常也免征个人所得税。

这种“零税收成本”的制度设计,具有极高的安全属性。农民可以通过流转这些权利获得租金收益;若选择务农,还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各种转移支付。当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打拼失败、遭遇失业甚至背负债务时,他依然可以退回到农村。那里有他的宅基地,有自家种的粮食,生活成本极低。

这种“进可攻(进城务工)、退可守(返乡种地)”的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安全阀,从根本上切断了底层民众彻底流离失所的风险。当前,尽管大多数城市已放开落户限制,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依然愿意保留农村户籍,正是出于对这条“退路”的理性考量。

举国之力扶贫、重塑生存基准

中国将扶贫提升至最高级别的政治任务,以举国之力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饱和式救援”。

国家建立了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并创新性地设立了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层,几乎每一个体制内单位都背负着具体的扶贫指标。2015年,国家提出“五个一批”脱贫措施,涵盖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五个维度,精准“拆弹”贫困根源。截至2020年末,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最为典型的是易地搬迁。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恶劣地区的960多万贫困人口,中央政府在“十三五”期间投入约6000亿元(加上撬动的地方配套资金,总投入约1万亿元),平地建起了3.5万个集中安置区和266万套安置住房。这些房屋的产权几乎被无偿转移给贫困家庭,很多地方甚至达到了拎包入住的水平。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通过国家巨量资源的转移,将这些人口的生存基准线,在极短时期内拉高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战役并未止步于“脱贫”的那一刻。为了防止已经脱贫的村庄和农户因病、因灾返贫,触发“斩杀线”,国家建立了严格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自2021年以来,全国依然有50多万名干部被派驻村进行定点帮扶,持续巩固成果。这种不计成本、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最贫困阶层进行大规模资产注入与人力支持的模式,是任何西方国家都无法想象也无法复制的治理壮举。

隐形补贴大幅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2025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为9.5亿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51,115元。虽然收入远高于农村,但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还需要不断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国家又是通过哪些手段,为这近10亿人进行托底的呢?

答案在于:中国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公共服务补贴和国有资本的介入,大幅降低了交通、水务和电力等公用事业的价格,减轻了城镇居民的生存压力。

例如,高铁网络虽然造价高昂,但票价受到严格管控,尤其是保留了大量速度较低、价格亲民的线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实施的是“以货补客”的交叉补贴战略,客运业务的巨额亏损,通过货运业务的盈利和国家财政的注资来平衡。这种“大账”算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流通效率和社会公平,而非单一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此外,虽然地铁的建造和运营成本高企,但在中国,这被视为城市的基本公共产品。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土地出让金收益或其他财政资金,对地铁公司进行大额补贴,使得大型城市的地铁票价长期维持在低位。例如,2024年北京和青岛对地铁的补贴额为249亿元和89亿元。住在远郊的低收入劳动者,通常每天只需支付4-6元(单程),就能低成本地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这极大地降低了就业的摩擦成本。

电力供应更是如此。居民用户通常处于电网末端,配电成本高,且用电高峰集中,从纯商业逻辑看,居民电价应远高于工商业电价。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长期以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承担着政策性任务,通过向工商业用户收取较高的电价,来交叉补贴居民和农业用电。2025年全国各省市居民用电的第一档电价稳定在0.38-0.617元/度之间,远低于欧美国家动辄数倍且随市场剧烈波动的电价。这种能源价格的“压舱石”作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现代生活尊严。

普惠民生阻断城市贫困

在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时,中国还通过强有力的“逆衰败”干预,守护着城市居民的资产价值。

在西方大型城市的演进逻辑中,市中心的老旧街区往往因为缺乏维护,逐渐陷入“破窗效应”,演变为充斥着犯罪与毒品的贫民窟。富人搬离、穷人聚集、房价下跌,形成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而中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更新策略。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2021年底启动的《“三旧”变“三新”老旧小区再提升计划》,由政府投入数百亿元资金,对老旧小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改造。这些改造绝非简单的修补,而是涵盖屋顶防水、外墙翻新、管线换新、加装电梯、排水优化乃至街区风貌提升的全方位升级。仅2022至2024年间,完工面积就达900万平方米。关键在于,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对居民完全免费。这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更让大量原本面临贬值风险的“老破小”房产实现价值大幅重估,直接修复了普通居民的家庭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端进行维护的同时,在支出端最为关键的医疗领域,中国构建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惠民保”的三重防线。特别是2015年全面实施的大病保险,作为一种强制性、普惠性的制度安排,规定合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线后,报销比例不低于60%,且上不封顶。此外,各地政府指导推出的“惠民保”,以极低的门槛(不限年龄、既往病史)和极低的价格(通常仅百元左右),有效覆盖了基本医保之外的高额自费部分。

更具“杀伤力”的手段在于国家组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集采。国家利用单一最大买方的市场地位,与医药企业进行以量换价的谈判。最典型的案例是国产心脏支架从均价1.3万元暴降至700元左右,降幅达95%。这一整套医疗保障组合拳,极大地降低了重疾治疗的经济门槛,有效防止了中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斩杀”悲剧。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金融兜底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政治伦理上,对保障普通大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这种价值观,最终清晰地折射在行政和司法系统处理金融风险时的底层逻辑上。

在西方,金融契约精神往往被置于最高位置,破产就是破产,债务就是债务。但在中国,处理金融风险时,往往带有强烈的“家长式”保护色彩,体现出一种“底线思维”。

首先,在处理涉众金融案件时,存在明显的“小额优先”导向。

在处理涉众金融等案件时,中国地方政府往往成立高规格专班,动用刑侦手段全力追赃挽损。在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的过程中,通常尽量优先保障小额投资人的本金退还。例如在对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等四家村镇银行的处置中,就由河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先行垫资兑付帐外业务客户本金,五万元以下的小额出借人得到了优先兑付。在海航控股这样的大型破产重整案中,10万元以下(含)的普通债权人也是获得了现金一次性全额清偿。这种清偿逻辑的意义在于:防止低收入老百姓因为一次认知范围外的投资失误,就被彻底“斩杀”。

其次,司法系统的“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为债务人保留了生存空间。

最高法明确要求,在执行案件中,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的“唯一住房”,法院不能简单粗暴地拍卖后将人赶到大街上。执行过程中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例如给予宽限期、提供临时住房,或者从拍卖款中预留出五至八年的租金供其租房。这意味着,即便个人债务彻底暴雷,在相当长的缓冲期内,当事人也不至于流落街头。这是一种从司法底线上对“生存权”高于“债权”的确认。

第三,房地产领域的“保交楼”与信贷宽限,打破了资本优先权。

近年来面对房地产市场下行,政府确立“保交楼”为首要政治任务,利用专项借款撬动复工,优先保障购房者拿到房子,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在开发商破产时优先偿付拥有抵押权的银行。针对存量房贷压力,2022-2024年间,监管部门多次指导银行允许受疫情、失业影响的人员申请最长3年的延期还本付息,期间不计罚息、不上征信。这是国家力量直接介入契约关系,为脆弱群体争取喘息时间。

最后,是关于信用修复的温情政策。

央行最近执行新政,对于2020年至2025年发生的债务违约(包括信用卡、房贷等),如果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1万元,且在2026年3月末之前还清,征信报告将不再展示逾期信息。在美国,信用污点往往伴随多年,导致当事人无法租房、求职,陷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而中国的这一政策,直接为数百万因特殊原因暂时掉队的“非恶意失信群体”打开了信用修复通道,实质上是帮助他们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体现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治理温度。

以系统性韧性赢得长期博弈

中美两国的发展路径与制度韧性根植于不同的历史起点。美国凭借二战后的全球体系红利,以“赢者通吃”的手段吸纳全球资源构建了长期增长能力,但其过度金融化与全球化的模式在社会分化与产业空心化冲击下,也暴露出其系统脆弱性,社会内部的“斩杀线”效应更是加剧了阶层撕裂。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缺乏历史红利积累,发展依赖建国后数代人的辛勤劳动与较高储蓄转化。为此,中国构建了一套注重长期稳定的“社会托底机制”:通过对关键要素与公共服务的管控,主动压低社会基础生存成本;并通过精准扶贫等再分配政策,守护民生底线,缓冲外部冲击。这种模式将“人”的安全置于资本增值之上,虽短期来看有损效率,却能在长期博弈中增强社会整体韧性、保持凝聚力。

虽然当前中国国力显著增强,但居民收入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极大差距,内部也面临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消费潜能与居民的主观获得感。为此,中央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需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终实现“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目标。这正是推动增长成果更公平共享、夯实长期发展社会基础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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